学者称，“十二五”期间污染物控制和减排，应更多使用排污收费、脱硫补贴、环境税、排污交易、生态补偿等经济政策手段。 “十二五”规划中，将增加关涉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指标。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王金南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，在环境和经济的关系方面，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地位将得以进一步提升。王金南认为，中国的环境保护存在结构性问题。目前，中国环境问题面临环境污染、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“三座大山”。三个问题牵涉国内、区域和全球等不同范围。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，需要平衡以上三个方面问题，“我的看法，‘十二五’的重点，应放在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两个方面。在主要污染物减排方面，“十一五”规划设置了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（COD）两个指标。王金南透露，环保部门的意见，在“十二五”规划中，纳入污染空气的氮氧化物和导致水污染的氨氮指标，减排量在5%-10%之间。王金南称，环境污染治理也涉及三个结构层面，包括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、环境质量改善和环境风险防范。但这三个齐头并进，则不太可能。对环境风险防范要有一些基础性的准备，但不可能同步去推进。如同美国、欧洲的经历，环境污染治理的过程存在路径依赖。同样，环境质量改善肯定要做，但能不能做约束性指标，可以因地制宜来考虑，尤其是北京、上海这样的人口聚居地，质量改善就重要。就要采取措施，比如改善能源结构、搬迁污染企业和调整产业结构，这些措施的效果很明显。“仅靠末端治理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” 谈及污染物总量控制和减排，王金南认为“这必然是长期的任务”。根据美国削减的经验，中国不仅“十二五”要继续，甚至会延续到“十四五”“十五五”。因为目前的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。比如，要达到四类或三类水质的要求，只能排放800万吨COD（化学需氧量），而现在排放量是3000多万吨。王金南介绍说，二氧化硫也是如此，目前的允许排放量（环境容量）也就是1200万吨至1600万吨，“十一五”初期为2500万吨，减去10%就是2200万吨左右，按环境容量的下限，还有1000万吨要削减。而这仅仅是存量削减，增量还在出现。他建议，“十二五”期间应采取一些更有效的经济手段，如更多使用排污收费、脱硫补贴、环境税、排污交易、生态补偿等经济政策手段。“有些政策，比如生态补偿、排污交易，已在政府工作报告提了两三次了，希望‘十二五’有突破。”